缺乏社会保障，如何实现“稳稳的幸福”？

8月初，民政部发布了《2017年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对过去一年全国的结婚数据进行了统计。2017年内地居民的结婚人数和结婚率延续了过去几年的下降趋势——结婚登记的内地居民为 1063.1 万对，比上年下降 7.0％，其中结婚率为 7.7‰，比上年降低 0.6 个千分点。（笔者注：结婚率指在一定时期内平均每千人口中的结婚对数，一般用千分率表示）¹

前几天，主流媒体对于结婚率下降的统计结果进行了评论。媒体将这种现象总结为“懒婚”：

不结婚、或者不着急结婚的年轻人，未必是因为排斥婚姻，更不是因为不相信爱情，只是因为有更深层次的精神追求。婚姻关系本身能提供的，终究只是一种形式层面的稳定庇护。但真正“稳稳的幸福”，不是靠制度形式倒逼出来的，它的基础，是个人清醒的自我认知。而认识自己，哪里是那么容易的事呢？所以还是等一等，等认识到最真实的自己，到那时候，才收得到最笃定的“心动的信号”。²

这篇文章的态度相比那些说不结婚不生孩子就要交罚款的“专家”来说，可以说是非常好了。比较温和的态度，没有批评不愿意结婚的年轻人，还对这种现象表示了理解。但是这篇文章搞错了“懒婚”的定义，也弄错了“懒婚”的原因。

百度百科对“懒婚族”的定义是，有很好的职业，有较高的经济收入和舒适的生活条件，但不愿意结婚的族群。这个解释确实符合“懒婚”中的“懒”字，就是有能力结婚但不结。但这类人并不是是初婚年龄延迟，结婚率低的主要原因。现实中，更多的人面临的情况是，没有足够的积蓄买车买房，才不断推迟结婚的时间。他们为了结婚努力工作攒钱，居然还给他们扣上“懒婚”的帽子，实在是有点冤枉人。

当然也有些人因为穷所以“懒”。“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的鸡汤对他们不起作用。在如今的社会条件下，结婚生子意味着沉重的生活重担。很多年轻人自己都是月光族，当然不愿自己的生活背上如此重负。与其自己花钱为国家培养劳动力，辛苦努力奋斗被人当韭菜割，不如过低欲望的生活。不结婚不生孩子，不买车不买房。这种心态与“三和大神”类似:

“根本上说，他们过上大神的生活，正是因为不愿意完成主流社会对体力劳动者的规划和期望，不愿被奴役。”³

网友对于没钱结婚的吐槽

这篇文章显然没有把我们这些占人口多数的无产阶级考虑进去。无论是穷且“懒”，还是穷而不“懒”，无产阶级结婚越来越晚的原因都与“找不到精神匹配的对象”无关。结婚率低的根本原因还是因为结不起。

结婚率、生育率近几年走低是世界范围内普遍的现象：

“据英国《卫报》网站9月3日报道，《朝鲜日报》委托进行的一项研究显示，今年第二季度韩国生育率仅有0.96（即每个育龄妇女平均生育子女0.96个），是历史上首次低于1。据女性家族部的数据，韩国女性的平均初婚年龄为30.2岁，而1990年为24.8岁。平均来说，女性生育第一个子女的年龄是31.6岁。⁴

欧盟部分国家生育率总和变化情况

1990-2015年世界各大洲生育水平

（资料来源：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 The 2017 Revision）

在这些结婚率、生育率持续降低的国家中，最为我们熟知的就是日本。“低欲望”，“宅”文化就发源于日本。日本作为我们的邻居，在婚姻方面的情况跟我国也有很多相似之处：

日本男女的平均初婚年龄逐年上升，2015 年男性平均初婚年龄 31.3 岁，女性 29.4 岁……当今日本，相当数量的年轻人对婚姻持不积极态度，单身年轻人增多，使得结婚对数持续走低，2017 年的结婚对数为60.7 万对，比上一年减少了 1.4 万对。⁵

日本2017年的总人口数据是1.268亿。根据中国统计结婚率的算法，用结婚对数除以总人口数，得到的结婚率是千分之4.79（中国民政局公布2017年结婚率为千分之7.7）

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随着经济长期低迷，企业出于节约用工成本等方面考虑，逐渐采用了小时工、合同工、“契约社员”、“派遣社员”等非正规就业的制度，使非正规就业人数增加较快。目前，25—34岁的日本年轻人中有近三成从事钟点工、派遣工等工作。处于结婚和生产适龄期的 15—34 岁的年轻人中，非正规就业人数在 1990 年到 2015 年的 25 年间，由 255 万人上升到了 521 万人，增加了一倍。男性非正规就业者工作不稳定、收入低、工作时间长、缺乏社会保障和职业上升空间，直接影响了他们的结婚和生育。根据内阁府的调查，年收入在300 万日元的男性结婚率只有 9.3%，而年收入在 600 万以上的男性，结婚率则达到了 37.6%。⁵（笔者注：这里的结婚率不同于以上算法）

笔者没有找到中国关于结婚率与收入之间的关系的统计。但就日本的情况而言，并不是收入越高，观念越开放，结婚率越低。恰恰相反，收入较高的群体的结婚率比收入较低的群体高出好几倍。这再一次证明了，影响结婚率的最主要因素并不是观念，而是经济。

经济上不安定不仅会影响到年轻人的结婚，还会影响到他们的子女数目。高物价、高房费、高教育费等经济方面的原因使得一些年轻夫妇“想生而不能生”或“想多生而不敢多生”。

据统计，日本的孩子从幼儿园到大学的教育费约 1400 万—2000 万日元，养育子女的费用之高让年轻夫妇望而却步……经济上的考量造成了实际生育孩子数目与理想生育孩子数目之间存在差异。⁵

2016年，日本上班族的平均月薪是30.4万日元。就算夫妻两人都有工作，都能拿到平均月薪，一个孩子的教育费用也要花费两人三年的总收入，还不包括其他的养育费用。而且日本的全职主妇比例很高，很多有孩子的女性是没有收入的。子女教育费用占收入的比例过高是影响结婚率和生育率的主要原因之一，这点也跟中国很相似。

随着家庭模式的变迁，三代同堂大家庭减少，核心家庭增多。一方面是祖父母一代参与育儿情况越来越少。另一方面，工作与育儿兼顾的社会环境尚不十分完善，保育园数量不足，育儿成本高。不少儿童到了入托年龄却进不了保育园，出现“入托难”现象，东京、大阪等大城市的情况尤为严峻。因此，双职工家庭在工作与育儿之间产生了难以调和的矛盾，特别是双职工家庭的妻子，既要工作又要承担育儿和家务，往往身心俱疲。

另外，虽然有《育儿休假法》等相关法律保障了女性在生完孩子后重回岗位，但不少企业并未认真执行，一些企业会营造一种很难让女性员工休完产假回归岗位的氛围，导致女性通常在在怀孕后自己提出辞呈。一些女性不愿失去自己来之不易的工作，只能选择不生孩子或少生孩子。⁵

在核心家庭中，付出最多的往往是女性。“结婚生子对女性来说不是什么好事”的观点不仅只有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权主义者能意识到。笔者也曾听几位初中毕业，在工厂工作的女工说“结婚就是给人当牛做马”。但她们也觉得自己没有拒绝婚姻的权利，“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出于种种原因，选择默默承受这种生活的群体是劳动者中的大多数。

当然也有些人不愿意接受这样的“命运”，所以选择拒绝结婚或者生孩子。当独居孤独无聊的时候，可以用宠物或虚拟游戏来替代孩子。毕竟养宠物的费用远远低于养一个孩子的费用，还能陪伴自己，性价比很高。甚至是玩虚拟游戏，养虚拟宠物，就更不用花多少金钱和精力，心理上也能获得满足。一些游戏或其他文化产品就是满足了很多年轻人这种“佛系”的心态，才获得了商业上巨大的成功。

佛系游戏“旅行青蛙”

虽然家庭和婚姻是私有制的产物，但在一个有社会制度保障的社会环境下，家庭和婚姻的存在并不会让人们背上如此重负。劳动者，不管男性还是女性，可以在工作中实现自我价值的同时养育孩子。比如上世纪50-70年代的中国，家庭和婚姻依然存在，但是看管，教育孩子的任务很大程度上由社会上的托儿所和学校完成了。医疗，养老，住房也都有保障。普通工人家庭也养得起好几个孩子。

最近几年也有科学研究表明，实施一定强度的家庭政策可以对生育产生激励效应,促进女性发展和社会性别平等取向的家庭政策有利于鼓励生育⁶。也就是说，政府要给够福利，承担起教育，医疗，养老等等公共职能，减轻公民养育孩子的负担。还要鼓励男女平等，让男女共同承担家务，减轻女性的负担。

这些提议恰好对应着社会民主主义者和女权主义者的诉求。虽然官方媒体口头上也并不否认这种提议的合理性。但通过观察zhengfu对民众中争取经济利益和争取男女平权的力量如何打压，就可以看出官方对于这种诉求的真实态度。统治者想用最少的成本割到最多的韭菜，一开始会采取意识形态灌输的方式，让民众自觉的自己花钱种韭菜。等到民众感觉这样很亏，已经不信这套的时候，就会用惩罚与暴力zhenya的方式来管理民众。不满的民众想要争取不种韭菜的权利，就势必会与暴力机关对抗。如果反抗民众的力量不够强大，一下就被镇压，大家只好继续乖乖地去种韭菜。统治者就可以毫无顾忌地继续割着韭菜，割完一茬还长一茬，割完一茬还长一茬……

年轻人对于社会主流秩序的不满拉开了对峙的序幕。劳动者们在经历一次次的斗争后会逐渐意识到，最终要争取到“稳稳的幸福”，只能靠我们自己的力量。

参考资料：

• 作者：思思